在中国教育历史上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仅存在了短短八年，却将自己深深烙印在了时代的记忆中。这所成立于抗战时期的大学，由于战火频仍而设于云南，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氛围，令无数人才在这里接受洗礼，并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，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近期，在“青春华章·学以报国”的网络主题活动中，中国经济网的记者踏访了碧色寨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、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及西南联大的旧址和博物馆，寻迹先贤的足迹，深切感悟那种“刚毅坚卓”的精神力量。

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全面展开，华北地区的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“华北之大，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便成了那段动荡岁月的真实写照。为了保留中国高等教育的脊梁，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以及私立南开大学决定南迁，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，并于同年11月1日正式开课，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。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，形势愈发严峻，学校再次踏上迁徙之路。经过多番努力，到达昆明的师生们在1938年4月正式整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开启了在云南八年艰苦而辉煌的办学历程，直至1946年夏天随着师生们的陆续北返，学校的辉煌岁月戛然而止。

西南联大的旧址和博物馆如今坐落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。在这里，历史的足迹通过一幅幅黑白照片和一件件珍贵文物跃然纸上，汇聚了学校迁校的点滴。根据了解，师生队伍从三条不同的路线，辗转千里，最终抵达昆明。一条是经过粤汉铁路至广州，再经香港乘船到达越南海防，最后沿滇越铁路到昆明；另一条则经过湘桂公路，经过桂林、柳州、南宁，穿越镇南关（今友谊关）到达越南河内，再抵蒙自、昆明；而还有一条“湘黔滇旅行团”的队伍，200多名师生在闻一多、曾昭抡等学者的带领下，步行跨越湘、黔、滇三省，历时68天，跋涉1600余公里。这段旅程被视作“教育史上的长征”，其艰苦程度不言而喻。 金年会体育

据传，在“湘黔滇旅行团”每次跋涉的情况下，徒步行进至第一天，各人的双脚便磨出了十几个水泡，晚上则只能用针挑破，次日继续前行。然而，正是这样的困境中，学术探索的热情从未减退。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吴征镒在行走的过程中，每天都在采集标本、记录沿途的植被，将这段苦难之路视作科学考察的课堂。

抵达昆明后，师生们并未就此停下，他们面临的校舍短缺不容小觑，所以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又迁至蒙自继续办学。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蒙自，因清末开埠通商而繁荣，烙下了历史的印记，滇越铁路更是与中国最早、最长的民营自建铁路——个碧石铁路交会于此。1938年初，西南联大两院的师生首先抵达碧色寨车站，随后来到南湖畔建立蒙自分校。当地历史文化公园的游客中心经理周英指出：“这座车站见证了那个悲壮的历史，它体现了不屈的民族精神。”此地吸引许多人前来进行学习和旅行，感受国人自建铁路的成就及联大师生对祖国的贡献故事。

在蒙自期间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积极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，文化名家们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。例如，钱穆在这里撰写《国史大纲》，闻一多、陈寅恪、朱自清、冯友兰等大师流连于此，传授学问。师生们共同成立南湖诗社，开办民众夜校，将知识的种子撒播于南湖边。尽管战火不断，学子们依然在悄然耕耘，深知为国家和民族奋斗是学习的最大动力。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，师生们又重返昆明继续奋斗。 金年会体育

当记者走进云南师范大学内西南联大原教室时，古朴的木椅子整齐摆放，让人仿佛回到了当时的课堂。因为有些椅子的扶手板形似火腿，学生们因此呼之为“火腿椅”，这种设计正好使得学者在课上可以将手肘放在扶手上记录笔记——这块小小的扶手板象征着教师与学生在艰苦环境中追求学问的执着。

回忆起往日的艰难，物理学家杨振宁说，联大的教室是顶着铁皮屋盖的房子，雨天会响起如雷的声音。然而，对于老师们而言，这些外界的“干扰”并没有打乱他们的步调。一位名为陈岱孙的经济系教授，在课堂上见雨声渐重，他写下“停课赏雨”，引导学生在那轰鸣的雨声中，静坐聆听心里的宁静。战乱与空袭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日军的警报响起，师生们纷纷奔向防空洞，常常在黑暗中等待数小时。

从1938年到1946年，西南联大共涌现出八千多名师生，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坚持求知与报国。历史上被誉为“中国物理学之父”的吴大猷，曾在岗头村的泥墙里建立实验室，构建起最原始的分光仪，并指导杨振宁完成其本科毕业论文《以群论讨论多原子分子的振动》，这篇论文也是杨振宁研究对称性原理的开端。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阅读和学习成为了那一代人的青春华章，他们用毕生的努力诠释了“学以报国”的深切含义，艰巨的环境孕育出了无数的人才。 金年会体育